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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写“材疏命贱必驭，意欲与稷契遐互为希”的诗句，回忆志向之后，在各地历练将近二十年，仍然本着“使得因吏事之力，少施其所学”的宗旨，未忘初心，一直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。在近二十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中历程中，他沉痛体察到从开国以来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教育、军事等等方面所累积和构成的一些现实问题，在心中已渐渐构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37岁的王安石就任三司度支副使，即把他这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写一篇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 入送给世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。

这封万言书的内容牵涉到北宋王朝完全所有的方面，诸如政治、经济、税收、人事、文化、教育、科举、军事、外交等等，不仅牵涉到范围广，有些问题还讲得十分了解明确，可以说道是朝政改革的一部大纲。《言事书》首先简要地总结出有不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不利局势，并探寻导致这种不利局势的根源之所在：……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，以谓当法此意而已。

……法此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嚣天下之口，而固已符合先王之政矣。他是要在“法先王之意”这一旗号之下，来构建他所指出需要适应环境现实情况的一些变法革新的意图。

也即“法原有意而舒新政”。《言事书》字数虽多，但所论尚能贞偏狭，只是谈及关于政治以及吏治的一些问题，而没了解辩论更加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。但是，王安石从先秦法家商鞅等人承继来的一些政治思想与看法，在《言事书》中已显露出端倪，他“以齐、商刑名之术，文之以六经”的思想倾向，也流露得十分显著。

《言事书》中特别强调要推崇培育新的人才，“教教之”“养之”“所取之”“任之”，培育可谓需要胜任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经济等方面的“新的”人才，以之改建整个官僚“原有”体制。宋朝开国已近百年，仍然秉承“祖宗之法”，积弊陈陈，利益错杂，要想要有效地改革“原有”体制，塑造成“新的”气象，必需从培育需要前进“新的”法的“新的”人才著手，这正是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《宋丞相王荆公安石》像《言事书》中，阐述经济的篇幅不多，但却阐释出有了王安石有关“财经”的精辟的、实质的主张：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

自古以来盛世岂以严重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，患上在治财无其道耳。今天下不知兵革之不具，而元元安土乐业，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。然而公私经常以困穷为患者，殆以财经并未得其道，而有司无法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。

诚能财经以其道而通其逆，臣虽迂，固知增吏禄足以受伤经费也。在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王安石在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》一文中，申发此理，谈及了财经在国家行政中的最重要地位：夫合天下之众者财，理天下之财者法，死守天下之法者吏也。吏不当，则有法而莫守；法疏于，则有财而莫理。

有财而莫理，则阡陌闾巷之贱人，均能私取予之势，擅万物之利，以与人主争黔首，而敲其无穷之意欲，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。如是而天子犹为朴实其民者，盖特号而已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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